父亲的痛

父亲在他生命的第六十八个秋天悄然走了，甚至来不及与自己的儿女告别。还在夏季时，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父亲熬不过2008年冬季。没有料到的是离冬季还有好几天，老人家就匆匆走了。其实，2008年的秋季并不冷，别说霜雪，就是重一点的露水也没有见过。父亲晚年像是瘦弱的快要枯干的柳树，来自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丝微风都会使他颤抖不已。

父亲生于1941年，是爷爷奶奶唯一的儿子，他的来世虽是爷爷奶奶盼望已久的，但很显然生不逢时，一睁开眼睛看见的是日本侵略者明晃晃的刺刀和各种地方武装乌黑的枪管。白天日本兵到处游弋，夜晚是成部、马部、方部、周部、廖部……各种武装轮番前来催粮派款，抓丁拉夫。这些武装虽然几乎都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实际上真正打日本兵的少，借抗日之名，行扰民之实。父亲学会的人生第一种本领是跑反，正在吃饭时，猛然觉得气氛而不对头，放下饭碗一头钻进深山老林，隐藏起来；正蹲坑，忽然听到脚步声，提起裤子就跑。挨饿更是常有的事， 1958年冬、1960年春，我曾祖母、爷爷、奶奶相继饿死。那时父亲还不到20岁。

父亲丧失劳动能力以后，坚持要我们兄弟出钱粜一仓谷囤着，只有见到粮仓里满满的，心里才踏实，我三番五次地解释这样没有必要，且不合算，他坚持要这样做。饥饿已经成为父亲最深刻的生命记忆，由此产生的忧患意思是任何语言和逻辑抹不去的。

熬过了1960年春季，父亲的苦日子稍微有点改善，因为灵活聪明和杰出的珠算水平，先被选为小队会计，几年后有当上了大队会计，那时的干部相对来说比较清廉，除了农闲时活路轻点外，没有什么特权，农忙季节照样在生产队出工干活，因为家里人口多，劳力少，在大队挣的工分儿没有一线劳力多，家里一直是缺粮户，生产队分余粮没有我们家的份，口粮不足，每到冬腊月，母亲通常一天只煮两餐饭，晚上天没黑就打发我们兄弟姊妹上床睡觉，或者炒半升蚕豆充饥。

父亲当了十好几年的大队干部，有两件事让我久记在心，也最能说明他的性格，一是钢笔事件；一是半碗红烧肉的故事。

我这个人大脑不太好使，做事丢三落四的，常常丢东西。读四年级时，刚开学父亲给我一只簇新的钢笔，不到一月我便弄丢了，父亲批评了我几句，又给了我一只半旧的钢笔，没用到两个星期，又丢了。这回他训了我一个多小时，逼着我回忆在什么地方丢的，然后让我在有可能丢笔的地方来回寻找，两个小时后我终于在草丛中找到了。当时我觉得他简直不可理喻，成年后我想明白了，这与父亲的性格有关，他思维缜密，容不得别人太马虎，再者他为人清白，拿到公家报销怕别人说闲话，掏钱买经济有困难。

有一回，家里的猪病了，我去大队找父亲请兽医，大队干部正在加餐，炊事员给我盛了一份，临走时又盛了半碗红烧肉给我带回家，父亲回来后发现了这半碗肉，硬是让我送回大队食堂。

1983年，父亲退了下来，他很平静，没有向组织提什么要求，他有个非常古老而朴素的解释：一朝天子一朝臣，时代变了，换干部是自然的事。父亲退下来后，除了经营责任田外，还学着经商，做点肩挑手提出力流汗的小本生意。父亲素来身体不好，做这些事很吃力，六十岁后，走路都显得困难。

我们兄弟姊妹都在外面谋生，责任田丢给父母劳作。2002年底，最小的弟弟成家后，我们弟兄几个将责任田转包给了别人，我们走后，父亲又将责任田要了回来，解释说，湾子里没有谁像他这么个年纪就坐着吃闲饭的，有的比他大十好几岁，还赚钱补贴儿媳，自己虽然没有这个能力，但最起码不能向你们伸手要吃要喝。

2003年春节时，我们发觉父亲身体大不如以前，帕金森氏病越来越严重，再次将责任田转让给别人。不料四月间，父亲被牛拱起，重重的摔在地上，送医院检查，第一至第三根腰椎骨骨折，一根肋骨断裂，坐骨损伤，在床上躺了三个月，虽然站起来，但从此再也没有站直过，一直疼痛不止，自去年冬季开始，更是彻夜难眠。

父亲晚年，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克己节俭，每次给他添新衣服，都遭到他的批评，并且总是搁在那儿，从不穿，只穿弟弟们淘汰下来的旧衣服，也从来不说自己想吃什么。入秋以来，父亲吃不下饭，便秘，排尿困难，给他买一瓶蜂蜜和几斤香蕉，他没有来得及吃完便走了。父亲去世后，翻检他的遗物时，发现在一本《毛泽东选集》上夹着一叠钱，这些是我们平时给他零花钱。

父亲临去世前，痛苦不堪，日夜难眠，为了让我们多睡一觉，他靠在床上，一坐就是大半夜，痛得满头大汗，从来不哼一声。

父亲是个肯思考的人，许多事都有自己个人的见解，我曾记得他对我讲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要不是八代贫农出身，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就因为他在共青团的生活会上讲了一句心里话：能让我吃饱饭的主义就是好主义。当时正搞路线教育。父亲出生在战争年代，被逼着相信过粮食亩产万斤，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后来丧失了思考能力，没有了表达的冲动。晚年的时候，父亲终日默默不语。

父亲走了，他生命最后时刻痛苦的样子时刻进入我的梦里，让我寝食难安。

衷心祝福老人家的灵魂在天国得永安！